新闻线世纪出现以来，其内涵虽变动不居，但总体而言都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且认为受众具有追求真实的理性。然而随着新媒体与后现代的夹击，新闻真实面临着不同形式的解构，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解释困境。既有的新闻真实观或囿于认识论视角，回避价值论问题而陷入机械唯物主义；或诉诸价值检验，在克服前者观点僵化问题的同时，却动摇了真实的唯物主义根基。因此有必要正本清源，从哲学的真理论中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真理论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作为实践的新闻真实观——新闻述真，而该理念则集中体现在“用事实说话”这一著名论断中。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河西走廊多民族地区中华文化共享符号传播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3XXW005）的阶段性成果。

　　自19世纪上半叶起，真实便开始了与新闻的“联姻”，慢慢的变成为现代新闻业重要的职业观念，新闻界达成了“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的共识。在这一共识下，进一步的追问更为必要，那就是“什么是新闻真实”。这个关乎本体论的问题，有着迥然不同的答案。这些多元的解释“正说明了‘真实’是一个复杂而又有争议的新闻观念和操作规则，而对于新闻真实内涵的清楚理解和界定，跟新闻界能否实现新闻真实以及实现什么样的真实紧密相关”（郑保卫，李玉洁，2013）。新闻真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新闻真实内涵的讨论仍富有价值。

　　新闻真实在如今面临着不同形式的解构。后现代社会的迫近，使得所有本质主义的追问都显得不合时宜。真实作为现代性精神的反映，往往被认为能够最终靠理性的方式和科学的方法获得，但在当今社会语境下，真实本身却成为被质疑的对象。当尼采（1968/2016：13）说出“不存在真实的世界”时，他就已经揭开了现代性的痼疾，在这一背景下，新闻真实被视作一种难以企及的迷思。因此，要厘清新闻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还是应当穷源溯流，回顾新闻真实观的历史，进而提出更为时宜的新闻真实观。

　　西方新闻真实的观念萌芽于早期报纸的营销话语，欧美等国许多报刊都将“真实”作为面向社会的承诺（Hohenberg，1971：17）和招徕受众的卖点。直到19世纪便士报出现，新闻真实才以“客观性”的姿态进入新闻话语，成为西方新闻线世纪末黄色新闻对这一理念的背离，20世纪三四十年代解释性新闻（MacDougall，1963）的兴起，以及社会责任论“报道关于事实的真相”（新闻自由委员会，1947/2004：12）的要求，都使客观性难承其重。到了20世纪后半叶，“客观性”更是招致了全社会的广泛批评（舒德森，1978/2009：167-169）。因此学界对于新闻真实的解释逐渐走向多元，出现了具体线）、新闻真实融贯论（Fuller，1996）、过程论（科瓦齐，罗森斯蒂尔，2001/2011：38）、规范论（Floyd，2019：99）等不同观点。

　　2016年，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后真相”成为全世界新闻业的集体焦虑，引发了关于新闻真实的再讨论。Waisbord（2018）认为追求新闻真实应当是共同的公共努力，需要具备供社会争论发展、共享和讨论的社会条件。Broersma（2010）认为不应将新闻看作一种准确描述或反映社会现实的描述性话语（descriptive discourse），而是要看作一种旨在说服读者，将解释转变为真相的表现性话语（performative discourse）。

　　而在中国，古代新闻事业中非自觉的求真意识“只能是在无法调查或判断事件真伪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姚福申，2000）。近代办报活动的繁盛催生了新闻真实的职业理念，一些政治家和报人提出了与新闻真实相关的主张（洪仁玕，2014：28；郑观应，2002：142）。19世纪末的“有闻必录”观，往往成为记者们不进行新闻核实的“护身符”（宁树藩，1986），受到了邵飘萍（1923：4）和徐宝璜（1994：10）等人的批评。

　　五四运动后，虚假新闻成为报界之“通弊”（王韬，1987：301），究其原因，除了一些外在的影响（方汉奇，1992：422-429）之外，报人对报纸所寄予的厚望（梁启超，1987：56）也使报纸承担了比“报道真实”更重要的使命，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至上的战时新闻观成为主流。张季鸾、张友鸾等人都谈到报纸要以“宣传”为中心（张季鸾，1946：150-153），为了民族大义放弃新闻真实的“小信用”（张友鸾，1938：7）。

　　陆定一（1943年9月1日）明白准确地提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要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1947年，中国开展反“客里空”运动，新华总社编辑部（1987：346-349）发表文章强调“我们的作风是求真实”，确立了中国报纸的新闻真实观，即党性与真实性缺一不可，孕育了“本质真实”的新闻线年代最为主流的新闻真实观，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关于“本质真实”的大讨论（何光斑，1991：10-13；彭慎，1956：4；王中，2004：301-307），逐渐延伸出多组有关新闻真实的概念，开启了有关新闻真实的多元认知。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也开始关注新媒体中新闻真实的问题，但大部分观点较为零散，还停留在基础的观察层面，并未形成体系或达成共识。

　　从上述历史梳理能够准确的看出，关于新闻真实的本质追问无法达成，传统新闻真实观正面临着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解释困境。

　　第一，对于新闻真实的解释，越来越孤立，且无法通约。21世纪以前，不论中外，新闻真实观尽管难以恒居一体，但在相似的时代背景下，学界的阐释也大体呈现出趋近态势，且在讨论与争辩中存有对线世纪后，以西方话语体系为中心的现代性遭遇了重重危机，而“真”作为现代性中的核心部分，往往成为学界批判现代性的焦点。因此，“真”的解释困境在新闻领域就演变为新闻真实的解释困境。

　　当下西方对于新闻真实的解释中，很难寻找到相似的阐释路径或对话的空间：例如Ward（2004）继续发展“客观性”的内涵，延伸出新的客观性操作规范。Jacquette（2010）提出了关于真实的相对主义观点，认为真实必须与特定的读者、观众或听众群体相关。这似乎也道出了新闻真实阐释多元化的一些原因。Merrill（1997）则提出了真实的五个层面：超越的真实、可能的真实、选择的真实、报道的真实和受众认知的真实。Christians（2015）提出了“无蔽”（aletheia）的新闻真实观，倡导在具体语境下通过充分的阐释“揭示潜在的意义……而非刻板或简单地判断”。

　　与此类似，中国学界近年来的新闻真实观研究也进入了愈加零散与孤立的阶段。除了上文提到的一些新理论与新概念之外，值得一提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破”论，即对传统的新闻真实观提出挑战。张小元（2007）追问，“认识论意义上的‘新闻真实’意义何在呢？”姚君喜（2007）提出“‘新闻报道’与‘新闻事实’的完全相符是没办法证实的伪命题。”另一类则是“立”论：杨击（2001）认为“诉诸事实性（factuality）的新闻真实性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媒介和其他机构都建构了现实。操瑞青（2017）将新闻真实视为建构媒体的社会认同或对抗外界权力主体时所采用的一个线）则认为可以从新闻生产和新闻传播研究两个方向来理解新闻真实，前者用符号呈现确凿的“一小片实在界”；后者则从“一小片实在界”出发，“追索那种无限可能性”。不论是“破”是“立”，这些研究都从一定的角度与立场有理有据地回答了新闻真实。然而，从整个学界来说，却形成了各执己见的局面，因为每一种阐释的底层逻辑大不相同，这就将新闻真实的议题逼入困境。

　　库恩（2012/2012：55）在谈到旧有科学范式所带来的桎梏时说，“建构精巧的装置，发展出一套深奥的词汇和技巧，精练概念，使之不断地减少与它们通常的常识原型之间的相似性。”这与如今新闻真实观所面临的解释困境何其相似！这也正是李金铨（2014）所说的学术内卷化：“在技术上愈求精细，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细……其结果是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

　　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其研究本应为新闻实践提供洞察与指导。但部分研究惮于“新闻无学”的质疑，过度强调理论建构，在尚未厘清新闻本体论的核心问题时，急于从其他学科引入思辨性理论资源。这些研究是“游离于新闻学核心之外的边缘突破”（郜书锴，2009），虽拓展了学科视野，却导致研究偏离本位，既难以形成学科内的有效对话，也因脱离实际而无法与新闻实践形成良好互动。毕竟就新闻采写工作而言，“再现真实”或“本质真实”，都很难进入记者们的思维定势，遑论要求记者们践行这种新闻真实观。当然，本文提出以上观点，并非认为思辨性的新闻真实观没有价值，而是认为这些关于新闻真实的理论阐释更多有益于新闻学“学科”的发展，但对于新闻工作缺乏解释力与指导力。

　　另一些研究在承认新闻真实难以实现理想态后，做出后退一步的折中论证。它们将新闻真实化为伦理操作性规范：例如西方历史悠远长久的客观性，以及我国一些学者出于符合论的共识提出的准确性等。这种有关新闻真实的解答“在话语层面放弃对本质主义的（essentialist）新闻真实的追求”（常江，田浩，2021），虽具操作性，却将新闻真实简化为技术性要求。正如陈力丹（2003）所说，“如果学界将新闻真实停留在……这样的要求上，这不是研究。”毕竟这样的解答既无助于深化学界对新闻真实的理解，也难以指导饱受掣肘的新闻工作，甚至有可能因为“对于新闻失实问题……表现出更大的宽容性”（杨奇光，周楚珺，2021）而使记者认为只要以客观或准确的操作手法进行新闻报道，哪怕新闻失实也情有可原，还可以视作新闻真实的另类实现，而这显然不足以满足社会对新闻业的期许。

　　第三，进入新媒体时代以来，新兴的媒介技术从多个向度改造了新闻业，不仅削弱了传统新闻真实观的解释力，也给数字时代新闻真实的重新界定带来非常大困难。传统的新闻真实观不论何种观点，基本上达成了两个共识：一是新闻真实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二是新闻真实的重要性源于人们有探究真实的理性。然而，这两点在新媒体时代都遭遇了不小的冲击。

　　传统的新闻真实观，不论是符合论、融贯论，还是实用主义理论，都不否认主观符合客观的真实，它们的区别体现在对于能否符合和如何符合的认知上，因此，无论从何种立场出发，新闻真实的要旨都是新闻报道与客观经验世界的一致性。然而，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以VR新闻、新闻游戏为代表的新型新闻形式“以现实的内容为基础，构建虚拟的环境、情节等”（曾祥敏，方雪悦，2018），逐渐割裂了新闻与客观经验世界的映照关系。温伯格（2011/2014：62）提出，在网络化的事实时期，“每个事实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这些由网络用户“众包”提供的事实，不仅数量庞大，还分崩离析，无法还原出一个“一致的”真相。而这是传统新闻真实观所没办法忍受的，因为在其看来，这些被报道的新闻事件应当具有一个唯一的本来面目，但在众说纷纭的网络环境中，传统新闻真实观所面临的冲突无法避免。

　　杨保军（2006：368、378）在谈到新闻真实的意义时认为，新闻真实是“信息社会的民主保障与安全前提”，更是“知识社会与道德社会的内在诉求”。换句话说，新闻真实不仅仅保障了代议制社会中公民的知情权，更是人们希望了解社会本真、追求现实真相的内在诉求，因此，新闻真实应当是使新闻界与受众双方受益的契约。然而现实是新闻受众对真实漠不关心，对新闻真实“单方面毁约”，即使是“嚷嚷着要看到真相的个体”，也仅仅是为了“满足他在消费新闻过程中的快感”（胡翼青，2017）。求真之理性，原本作为现代科学的精神，能够指导人们探究世界的本原，但在后真相社会中，“一旦客观性原则和理性原则不再成为接近真相的途径，人们就会摒弃向外部寻找的事实性依靠，从而转向内部，寻求内心中的慰藉。”（蓝江，2017）因此，选择相信与已有观念和情感更为接近的新闻，成为新闻受众的普遍选择，至于事件本身真相如何，已经无关紧要。那么，新闻业继续执着于挖掘唯 、本质的真实，其实已经徒劳无功了。

　　常江和田浩（2021）提出，围绕真实、客观和民主三个概念构建的话语体系“几乎构成了传统新闻学的全部理论资源”，因此这三个概念在数字时代的内涵变迁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传统新闻学理论资源“解释力匮乏、合法性动摇的危机”和新闻学“整个研究范式的革新”。事实上，许多学者都意识到传统新闻真实观的局限，并积极探索新闻与真实的新型联结关系，他们普遍搁置了“唯一客观真相”的论调，开辟了多元的新闻真实阐释路径，主要有以下几类。

　　秉持社群真知的学者，认为传统新闻真实观“重在强调‘再现体’与‘对象’之间的高匹配与相符合，而忽略了‘再现体’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蒋晓丽，李玮，2013）。因此，当客观真实不可求时，转而寻求不同解释主体的“解释项”的一致，这种一致性“是科学探究共同体协商对话交流之后的共识”（张骋，2019）。社群真知的新闻真实观主张，新闻真实产生于社群内部“多元符号主体的对线），它不仅是社群作为认知主体的协商产物，更是在社群价值规范的检验下被确立的公共知识。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更适应于现实中的新闻实践。

　　然而，社群真知论的前提是这些解释主体都归属于探究社群（community ofinquiry）。按照皮尔斯（1996/2014：124）的观点，探究社群中需要三种情感：“无限社群中的利益、承认该利益将成为最高利益的可能性，以及存在于无限延续的心智活动中的某种‘希望’”。将其置于当下的新闻环境中，似乎难以达成，尤其在后真相社会中理性与逻辑的式微，使得出社群真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另外，通过权威方法控制公共意见的操作在当代社会也屡见不鲜，尽管皮尔斯（1996/2014：128）也提出了克服的方式，即“让人民在它们的影响下一起对话，用不同的观点来考虑问题”，但这要求言论市场应当兼收并蓄，显然是权威在控制舆论时不希望出现的言论环境。因此，在更实际的情况下，追求社群真知也许最终会导向一个封闭社会内的自以为是，进而成为“集体主观”的社会偏见。

　　收受新闻真实观认为传统的客观真实无法证明，而新闻收受主体对于新闻真实的判断才是新闻真实实现的归宿，“即只有新闻收受主体认为新闻是真实的，相信新闻是真实的，新闻才有机会产生作为真实新闻的效应。”（杨保军，2017）收受新闻真实观建立在传受之间的信任关系上。这种关系的建立大多数表现在受众对新闻内容的信任和对新闻机构的信任两个维度上。当下的传播环境中，受众对媒介机构的系统信任已经遭遇危机，因此，有必要通过可视化（即展现真实内容）和交朋友（即建立情感联结）等方式建立受众和媒介之间的情感关系，进而培养出新闻中的信任线）。

　　从表面上看，收受新闻真实观解决了后真相社会中理性在新闻真实判断中的缺席问题，将新闻真实建立在情感关系上。它将媒体的每一次新闻报道都纳入媒体的信誉建设中，有助于增强新闻媒体求真的动力与决心。但问题就在于，信任作为简化复杂性的有效形式（卢曼，1979/2005：10），并不是特别需要足够的理性就可建立，这种形式的新闻真实是以受众过去的新闻经验为依据，以非理性的泛化方式预判未来，这一过程无疑将新闻真实的现实基础让渡给了以受众为主体的价值判断。首先，受众过去的新闻经验是否真实是其个人直观感受，这种感受常常受到社会信息环境、个人态度或其他受众观点的影响，可能会引起受众对新闻机构的盲目信任；其次，信任作为情感关系，是能够最终靠技术性手段建立的，例如上文中所述的“可视化”和“交朋友”，这不仅容易使新闻媒体舍本逐末，追求增强互动、透明采编过程等技术形式，反而忽视了新闻内容的真实，更有可能导致媒体为维护与受众的信任关系，按照受众的偏好报道新闻，导致宏观层面上的新闻失真。

　　建构真实观从叙述学的方面出发，将新闻视为一种生产真实的话语，认为“新闻话语通过词语选择、句式选择及叙事视角选择等方式把新闻事实叙述出来,建构起来。”（李智，2014）与其说是建构真实，不如说它所追求的是一种意义真实，因为它需要将建构出的事实纳入人的整个意义系统中，关注“如何通过叙事使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件的碎片产生意义”（罗以澄，胡亚平，2004）。因此，建构真实观大张旗鼓以“主观性”作为新闻真实的要义，认为客观性是一个伪命题，至多作为建构真实的基础要素，而新闻之主观性在叙述层面、话语层面、故事层面以及构建意识形态层面等都有体现（许丽华，2012）。

　　建构真实观切断了客观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其围绕意义的新闻话语，究其本质也是对事实与人的关系的阐释，因此，这种真实观更突显了人在新闻中的主体性。在完全消解了物质与意识相符的重要性基础上，回应了新闻真实的价值命题。建构真实观的致命问题就在于，我们没办法否认新闻建构真实、建构意义的功能，但是，当回到新闻话语的本质时，依然要明白真正的问题是新闻生产中的权力问题，这些权力影响着媒体建构现实的“框架”。如若将建构真实视为新闻真实的定义与标准，岂不是为新闻业的集体造假或自圆其说提供温床？简单来说，建构真实可能是新闻传播没办法避免的结果，但绝非新闻业视之为生命的要旨。

　　根据上述学术梳理，在传统客观真实论面临解释困境的背景下，后续研究虽以新闻真实与新闻价值的关系为逻辑起点，通过引入多元主体的价值检验，使新闻真实观走向了“认识钟摆”（方师师，2024）的另一端，但却未能真正突破本体论与主体论择一而从的路径分野。为此，本文主张回归哲学源头，重新审视新闻真实的本质与实现机制，以探索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方案。

　　为了清晰地界定新闻与真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回到哲学中关于真的阐释，重新判定新闻之真应当是何种意义上的真。

　　（一）传统线世纪经历了“语言转向”，此后关于真的问题就成为西方哲学的主线）将真的理论归纳为融贯论、符合论、实用主义理论、语义学理论与冗余论五种，这些理论提供了关于“什么是真”的标准或定义。而Kirkham（1995：37）将真之理论总结为三种路径：形而上学方案、核实方案和言语—行动方案。事实上，本文所讨论的真则只涉及前两个方案的真之理论。而在这两个方案中，融贯论、符合论和实用主义理论是最有代表性的真的理论。

　　真之符合论被认为是最古老也是最广泛的一种真理论，将命题真假的标准确定为与命题所言之对象的真实的情况是不是满足。符合论涉及三个重要概念：真值承担者、符合和事实。而这三个概念的界定不清，使这一理论受到了许多反符合论者的批评，尤其“符合”一词，成为各种批评的火力集中点。一说认为主客观之间有分离性，符合无从谈起，只有事实与事实的符合，而绝无命题与事实的符合。一说认为符合关系无法检验，毕竟感觉经验不可靠。而融贯论认为，判断一个命题是否为真，主要在于它与系统中的其他命题有没有一致性。对融贯论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针对“融贯”本身，二是针对“与谁融贯”。前者最有代表性的批评观点来自罗素（1912/1960：85），他认为融贯论的问题就在于无法假定只有一个融贯的信仰体系。第二种批评的观点以格雷林（1982/1990：205）为代表，他认为要求一个命题与所有命题相融贯必然是荒谬的，而要求与某些命题相融贯则太弱了。

　　真的实用主义理论以皮尔斯、詹姆士和杜威为代表人物。皮尔斯（1996/2014：130）主张将真还原为更容易探究的信念，以意义的解释作为检验实在的方式，而这个解释则应当是共同体的解释。换句话说，真相应当是作为“公共之物的概念”。詹姆士（1943/1979：105）将真的发生与“有用”联系起来，认为“‘真’是任何开始证实过程的观念的名称，‘有用’是它在经验里完成了的作用的名称”。而杜威（1920/1958：85）从工具主义出发，认为真是一种工具，因此要用效用来评价这一工具的价值。真的实用主义理论并非从根本上反对符合论，而是提供了一个真的核实方法，然而，如果以效用作为核实真的标准，也会导致真与假的混淆。例如罗素（1955/1982：376）就曾质疑道，圣诞老人虽不存在，但他的存在却是有用的，那么，能否以此判断圣诞老人是真的呢？

　　上述的真理论体现为清晰的两种路径，即客观的真与主观的真。客观的真以符合论为代表观点，认为一条陈述的真以事实作为依据，真要到经验中去寻找。而主观的真则以融贯论为代表，认为与其说真是与事实的映照，倒不如说真是接受其为真的理由。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实质是哲学中经验论与唯理论的长久分歧。而实用主义作为经验论的后裔，希望有机会能够调和二者之间的隔阂，将观念所引起的效用作为评价真假的标准，但却因为对经验的不充分理解以及效用本身的主观性，容易掉入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陷阱。

　　康德（1968/2010：42、48）在对经验论和唯理论进行共同批判的同时，也尝试综合这两大派别，以至于他的认识论被认为是“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的真之观念，体现在他对于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证明中，他以先验统觉为基础，认为包含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的先天认知形式的普遍必然，确保了知识的普遍必然。这就颠覆了传统的知识符合客体的认识论，铸就了表象适应先天认知形式的认识论革命。这其实是另一种向度上的符合论，是现实世界符合于人的认知形式。康德否认质料和形式上的普遍真理标准，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存在着事实本身的真，而只有逻辑上的真，因为真理的普遍的形式标准无非是知识“同知性和理性的普遍法则相一致的这种普遍的逻辑特征”，如果说这种真还存有一丝客观性的话，也只是“我们自己的判断同他人判断的调和”，这实际上又将真的外部标准导向了主体间性。也就是说，康德对于真的认识，还是没有走出主体范畴。

　　黑格尔（1929/2011：120）在批判康德等哲学家的基础上，形成了辩证唯心主义的真理论。在黑格尔看来，康德所论述的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依然具有浓烈的主观性。而且“按照康德的说法，思想虽说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范畴，但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与物自体间却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隔开着”，这实际上说明了在先验范畴和感性直观之间还是难以建立普遍联系，仅仅依靠先验图式还不足够。因此，黑格尔（1929/2011：400-401）提出“真理就在于客观性和概念的同一”，表面上来看，带有明显的符合论意味。然而，黑格尔的真理论却是从唯心主义出发，认为理念就是“自在自为的线），即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如果一个对象为真，是因为它与概念有同一性。但另一方面，黑格尔的真理论又带有整体性的色彩，这源于他的辩证思想，他说“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黑格尔，1807/1979：11）。除此之外，他创见性地在真理论中引入了“实践”的概念，认为只有通过实践，理念才能完成与客观世界的同一，这一点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提供了基础，但是“实践”在黑格尔看来，“不过是绝对理念自我运动过程的一个环节”（徐光春，2018：21）。

　　这一观点沿袭了自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哲学的传统，强调在“我思”基础上建立主体性。然而，问题就在于黑格尔的主体（即绝对精神），被理解为先在的理所当然的存在，无法对其本身进行究问。哈贝马斯（1988/2012：199）也曾指出，“自笛卡尔以来，主体哲学一直把该领域看作是显而易见的绝对物。”在这种形式的、抽象的、神性的主体性概念下，实践的概念就被解释为自然与思维的符合，主客体之间的统一就不是在现实中实现的，而是在认知中实现的。马克思（1932/2014：11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就将火力聚焦在内在性的主体性问题上。并将此作为对整个主体哲学之基础的釜底抽薪：“神秘的主体—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传统，尤其是主体哲学的彻底决裂。因为只有拒绝纯粹抽象，才能将哲学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

　　马克思对于真的解释，简要地体现在他的两段论述中，一是“人的思维有没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1960：3）；二是同一篇文章中的最后一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就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1960：6）。这两段论述引出了马克思的真之观念的核心：实践。正是通过这 概念，马克思摆脱了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完成了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

　　马克思所谓的实践，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互动过程。两个过程相互交织，在实践中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这就充分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理论下传统符合论的问题所在，传统符合论将真视为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和再现，忽视了其中主体的能动性和主体价值。而唯理论则将真理解为主体的思维产物，过于夸大了能动性的作用，使真缺失了观照现实的价值。同时，马克思的实践真理论，不仅从认识论的角度上解释了真，还指出了真的本体论范畴。马克思提到“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马克思，恩格斯，1995：72），这里的物质行动就是指实践，而包括真在内的所有人类意识都来自实践，因此，马克思强调了真是在实践中证成的、显现的、发展的。“它始终处于一个动态性的建构过程中，而非封闭的、绝对的、静止的业已完成了的一个结果。”（童建安，2017）因此这种以实践形态存在的真，再次与旧唯物主义的符合论划清了界限，真不再是完全外在于人，纯然客观的自在之物，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是随人类的实践活动一直更新的认识。恩格斯认为“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认识，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马克思，恩格斯，2009：96），这种关于真的辩证观，再次说明了当以实践作为真的来源时，真就不再是一个形而上的终极理想，而可以被检验和发展的认识。

　　马克思提出，任何理论或认识都要拿到实践中进行检测验证，才能判断其是否为真。这就要求主体必须将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放在实践中验证该认识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是否统一。需要强调的是，并非要验证该认识有没有客观性，因为这是传统符合论的观点，它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对这一点的纠偏经由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先后对“物化”和“工具理性”的批判而被彰明，前者确认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身份，后者对异化主体的批判，都指向了实践中主体身份的重建。

　　在实践中检验也不是要验证该认识是否有用，因为这是实用主义难以避免的窠臼：将人对自己全面的本质的占有（马克思，1932/2014：81）降格为有用性。尽管实用主义对真的“效用”的强调，为真认识或真信念进行了价值检验，避免了传统符合论对真理的僵化认识，但也必须承认实用主义取消了真的客观性和唯物主义基础，用效用问题取代了事实问题。因此，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必须在实践中对其主客观统一性做验证，才可称之为真认识。

　　既往的新闻观，有最基本的两种视角：一种将新闻视为是对客观事实的镜子式再现，即反映论；另一种将新闻视为被社会力量建构的产物，同时也是建构客观现实的话语，即建构论（黄顺铭，2003）。这两种新闻观之间的龃龉，与上述之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的分歧不无相关。可以说，不论是反映论，还是建构论，都是在二元建构的基础上对一方的强烈倾斜（黄宗智，2018），“而实践转向正是在对此解困的探索中逐渐发生”（姜红，印心悦，2021）。因此，把新闻视为一种实践，有助于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在二元的并存和互动中寻求对真实世界的关照。

　　以实践的哲学观来思考新闻真实，新闻真实就应该是在“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对象性活动中，所获得的主客观相统一的认识。为与传统的新闻真实观相区别，本文采用“述真”来描述这种基于实践的新闻真实观。将述真概念引入新闻真实的论域中，能够恰如其分地响应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即不孤立、静态地对待新闻事实，打破了新闻文本与经验事实之间的二元对立格局，在“述真”的新闻实践中，完成二者的有机统一，将叙述作为新闻真实的实践，并实现作为实践的新闻真实观。

　　尽管新闻的定义莫衷一是，叙述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但是却几乎无人否认新闻是一种叙述（李玮，2016；穆青，1996：76；Watson，1998：130-131）。传统叙述学往往以文学叙述为主要研究对象，然而新闻作为重要的非虚构叙述形式，至少可以匹配学者赵毅衡（2013：7）所提出的叙述的底线定义：一是有人物参与的变化；二是此符号文本可以被接受者理解为具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

　　当然也有学者觉得将所有的新闻都视为叙述，导致了叙述的泛化问题。如冯月季（2020）区分了新闻报道的两种表意方式：陈述和叙述。认为前者是指客观描述，例如气象预报；后者则需要有人物卷入的有情节的表述。曾庆香、常媛媛和吴晓虹（2019）也认为只有“再现真实的、具有时间序列和一定因果关系的事件系列”的新闻才是叙述。这类过于严格的区分矮化了叙述学的学科价值，不利于从叙述学角度对新闻做多元化的分析。而且在后续论述中，两位学者分别引入了“可述性”“叙事性”的概念来拓展可调剂的空间。换句话说，新闻是否属于叙述，这并非一个是非问题，而是程度问题。从这个方面出发可以认定为，新闻叙述本身依据题材与体裁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叙述性。但不能否认，新闻本身就是一种叙述。

　　由此，当从实践角度理解新闻真实，那么叙述就是新闻真实的实践形式。这种实践形式充分地体现在“用事实说话”这一著名论述之上。“用事实说话”这一论断最早的思想来源是（1987：145-147）在1925年《〈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写道：

　　本文的观点是，“用事实说话”正是站在马克思实践观的立场上对新闻述真的阐释。

　　关于叙述分层的分歧，往往导致了学者们对于叙述的基础定义。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困于这个与本文核心议题无关的争论中，本文采用学者赵毅衡（2013：121）所提出的叙述分层方式：底本与述本。底本是“叙述之所‘本’，应当被理解为述本形成之前的叙述形态”，述本则是“‘叙述文本’的简称”。绝大部分叙述学理论都以虚构性叙述作为主要分析对象，而新闻叙述作为典型的真实性叙述，其底本/述本的关系也与虚构性叙述不一样，大多数表现为：

　　第一，作为底本的事实需“是且似”。聚焦于小说等虚构文本的传统叙述学认为叙述要通过各类叙述方式营造“底本即线），但对于新闻这种典型的纪实性文本而言，底本不应该“像”真的，而必须“是”真的。格雷马斯和库尔泰在其述线）中指出，“是且似”（being & seeming）即为真，即叙述的内容不仅需要在本体层面上存在，还应该在阅读时完成从表达面至内容面的归因。那么在新闻叙述的过程中，底本究竟为何物？本文认为，在新闻叙述中，底本为事实。这里的事实是指进入了记者（即叙述者）意向中的事实。与之相对应的是“现实”，即客观世界中的状况。对于记者而言，现实无法穷尽，但能够最终靠调查将现实中更多的事实纳入意向活动。实际上，记者在确定选题伊始，就会将进入意向的“（部分）事实”以“新闻价值”的标准做判断，所以说新闻叙述从一开始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记者也无法将自己没有认识到的现实纳入新闻叙述中。

　　第二，底本先存于述本。在虚构叙述中，“底本与述本，是叙述过程同时创造的”（赵毅衡，2013：131），但是对于新闻叙述而言，底本必须在时间以及逻辑上先于述本存在，记者在新闻写作过程中也一定要按照底本的逻辑与序列完成述本。正如陆定一（1943年9月1日）所说，“事实在先，新闻（报导）在后。”。

　　第四，情节发生在底本，意义发生在述本。情节作为“被叙述出来卷入人物的事件”（赵毅衡，2013：166），是故事的基础，是被媒介化的事件。而记者在最初的选题过程中，所获的素材就是媒介化的情节，例如受众的爆料，网络中的议题或相关的文件记载等，而情节的可述性也即新闻价值，以想象受众的旨趣为准。当记者认为新闻线索中的情节具备新闻价值，就会及时跟进采访，从而将底本的范围逐渐扩大。然而底本中的情节未必具备意义，只有记者进入叙述阶段，开始打造新闻文本时，才会根据主观理解与客观事件的双重标准，为文本构建一个合一的、可被理解的意义。

　　许多认为“用事实说话”是宣传方法而非新闻规律的学者，将说话理解为“说理”（尹连根，1999）、“宣传”（陈力丹，2002），其实就是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了这一论述，尽管最早提出“用事实说话”是用于指导中国的宣传工作，但时至今日，新闻业的使命不仅于此，还包括了事实传播与舆论引导等，因此我们也应当辩证地看待“说话”一词。

　　第一，“说话”意味着在述本中构建意义。新闻作为一种叙述，无法传递毫无意义的文本。陈力丹（2002）认为纯事实报道的新闻并不“说话”，是不带任何目的的事实告知。这一观点遭到了何光斑（2003）的批评：“记者把他认为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写出来向公众报告，就不能说无目的”。可见所有的新闻都是带有 定目的的叙述，而这个目的就潜藏在述本之中，并通过文本意义反映出来。但同样，意义的整合来自记者的主观目的与客观的事实之间的统一。

　　第二，“说话”是将新闻的反常性还原为普遍性的过程。新闻文本与其他叙述文本的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叙述是有违常规的，而且，与日常生活的反差越大，其可述性也就越强。然而作为实践的新闻，不能仅仅停留在特殊偶然的事实上，而是要从特殊偶然中寻求必然与普遍，例如妇女拐卖是偶然的，但背后的重男轻女思想、女性权益无法保障却是结构性的普遍状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新闻的价值就只能停留在花边新闻与奇人异事之上，无法成为社会的“瞭望镜”。因此，假如没有“说话”这一必要环节，这种从偶然到必然、特殊到普遍的过程就无法实现。

　　“用事实说话”，并不代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际上在新闻工作中，事实选择遍及新闻生产的全流程，线索发现、采访、报道、刊播等每一个环节中都需要新闻机构依据相应的标准做选择。而这种选择主要沿着两条路径进行：“组合轴”（axis of syntagma）与“聚合轴”（axis of paradigm）。

　　“组合轴”与“聚合轴”的概念来自索绪尔（1916/1980：170-176）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横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概念。“组合轴”各部分间为邻接黏合关系，并且每个组成部分都显性在场。而“聚合轴”中各部分间则是比较选择关系，在系统或文本的形成过程中，更适宜的部分进入“显性”内容，剩余的则作为系统或文本的隐性成分。

　　从这一理论视角分析新闻生产的过程，每个新闻文本都一定得完成组合轴与聚合轴的双轴操作，才能形成最终面向受众的新闻述本。述本体现了组合轴上的操作，而聚合轴操作，则一定要通过底本才可呈现出来。因此，任何一个新闻文本的生成本质上都是实践的。

　　首先，新闻述本中的内容都是具有客观性的“事实”，然而双轴操作则体现了新闻叙述者主观性的参与。传统的新闻真实观只聚焦于述本中的“事实”，却全然忽视了双轴操作中意义生成的主观性作用，掉入了旧唯物主义的陷阱中。因此要想真正了解新闻真实的本质，不应只聚焦于新闻文本与经验现实的关系，而是应当将新闻叙述看作是一种实践，一种“感性的人的活动”，分析新闻之真是如何在主客观相互统一的前提下显现的。

　　其次，新闻之真是一个在历史中完成的过程性概念。马克思的实践真理论，最为核心的观点就在于坚持了历史本体论，否定了永恒的、绝对的真概念。因此对新闻真实的分析就不能避开社会范畴的讨论，必须把新闻真实置于历史情境中解释。同时，应当将新闻真实看作一个动态过程，关注新闻真实是如何抵达的，远比理解什么是新闻真实更有价值，通过讨论、询问、调查、反驳、核验去确证（verify）新闻真实，以敞开的姿态实现新闻述真。

　　另外，新闻述真要求叙述主体在实践中建构自身。实践哲学反对先验主体的存在，认为主体是“自然存在物”，“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马克思，1932/2014：103），意味着主体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成就了自己的主体性。那么，在新闻述真的实践中，叙述主体也应当在述真过程中建立主体的伦理体系与价值体系，并以此约束自身的述真实践，这才能使主体成为对象性存在。

　　波普尔（1987：28）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原则自提出以来一直被视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经典标准：即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属于科学范畴的标志不是其被证实，而可以被证伪。这否定了科学即绝对真理的观点，将科学置于特定的情景条件下，接受事实的检验。从这个方面来说，“用事实说话”的新闻述真观，将新闻真实理解为实践意义上的发展的概念，就具备了波普尔意义上的科学性。

　　马克思认为“人应该在实践中验证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恩格斯，1960：3）据此，新闻作为主观把握客观世界的实践产物，其真实性的检验标准，也必然在于它在社会实践中展现的“现实性和力量”。

　　科学之所以具备普遍性与解释力，并非因其掌握了真理的内容，而在于具备科学的批判方法（芬伯格，2014/2022：181）。新闻叙述可以此为鉴，通过坦承报道的局限、提供可被验证的具体事实和可追溯的信源等，主动将新闻作品暴露在可被证伪的风险环境中，使用与科学批判方法所契合的文本形态，彰示新闻业敢于直面质疑的真诚与勇气。这不仅仅可以塑造新闻业的伦理规范，也进而展示了在新闻话语实践中逐步建立的行业主体性，从而在公共领域赢得社会信任与尊重。

　　同时，新闻述真需面对长期的实践检验。 一个科学观点的提出，需要在长久的人类科学史上迎接挑战，那么，任何一个新的可被验证的相关事实出现，也都是对已有的新闻叙述的真实性检验。即使新事实与新闻报道相悖，导致单次新闻文本的“述真”失败，但这一检验过程本身，恰恰在社会实践层面实现了更高阶的“述真”：它通过辨明真伪的动态机制，推动建立了新闻业追求真实的规则与程序。

　　正因如此，新闻述真检验的结果只能为暂时性的确证，而非一劳永逸的绝对真实。当一篇报道在历经公共审视与证伪挑战后，依然能有效吸收、整合和解释不断涌现的新事实，便意味着该新闻叙述在当前认知条件下获得确证，可成为可靠的公共知识指导社会实践，直至未来出现更具解释力的新事实。这并非导向相对主义的真实观，正如Horkheimer（1993：192）所指出的：“（真理）必然仍旧是不确定的，在某一些程度上是‘相对的’，同时也是绝对的，因为后来的纠正并不代表之前的真理过去是不真实的。”

　　新闻述真所依循的科学检验逻辑，其目标并非在单次报道完成后实现对真实的终极占有，而是在复杂流动的社会情境中，接受一种持续的、植根于实践的动态评估。那些被确证的新闻叙述，不仅能为新闻行业建立一个健康的“述真”流程提供范例与动力，也将在更宏观的层面因其开放性，在维系社会信任与推动公共对话方面发挥其实践效能。

　　传统的新闻真实观将新闻活动置于认识论范畴，在此基础上的新闻真实就是一种再现式的真实。这种观点将客观现实作为先在于人类认识活动的存在，强调新闻就是要“还原”客观现实的“本来面目”，甚至应当在新闻工作中采取各类措施排除认识主体固有的干扰因素。将这种认识论作为指导新闻学学科研究的基础理论无可争议，但是要将其作为指导新闻实践的基础思想则难以践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新闻等同于没有语境的运算法则，新闻道德则等同于对中立素材毫无偏见的报道”（Christians，2015），这自然与新闻行业的运作不相符。

　　更进一步说，有关新闻客观性的话语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它代表的不仅是新闻行业被卷进资本体系后的市场考量，更是现代科学理性精神垄断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正如Carey（1965）所说：“客观性报道的惯例是作为对事件本质上功利主义—资本主义—科学导向的部分发展起来的。”当旧有的价值论面对难以避免的危机时，真正的工作应是从旧有的价值论框架中解放新闻真实，而非借此批判与回避价值论本身。本文认为，从实践的角度看待新闻真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即一方面承认认识论意义上的新闻真实是基础原则，“事实第一性，报道第二性”，鼓励追求新闻对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做到以人为尺度，强调实践的中心地位和人的主体地位，毕竟，“真”不具有“自明性”，一定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揭示出来。因此，在新闻述真的过程中要承认多元、复杂、动态的新闻之真，要尝试探究人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可能关系和应然关系，在此基础上也更有助于新闻工作者在新闻述真中树立其价值理想与价值规范。

　　新闻真实的认识论意义与价值论意义，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单一追求认识论意义，新闻之真就倒向了旧唯物主义的符合论；而单一追求价值论意义，新闻之真则有可能成为实用主义笔下的相对主义真之观念。只有以实践的角度看待新闻真实，新闻行业才能实际做到“用事实说话”和“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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